純科普貼：關于5G標準投票你應該知道的八個常識

距離首版5G標準終結不足一個月的時間了。5月中旬，3GPP工作組在韓國釜山召開5G RAN工作組會儀，討論5G獨立組網空口標準。而系統側的SA(Service & Systems Aspects)工作組小組會也于5月底召開。

毋庸置疑，標準是5G規模商用的前提，首版標準受到全產業鏈的關注。可以想象，一旦標準宣布終結那一刻起，5G競賽隨之拉開。

那么，究竟是誰在制定5G標準、 5G標準包括哪些、5G標準投票依據又是什么。。。。。。《通信產業報》(網)記者通過采訪親自參與到5G標準制定的專家、以及深諳通信領域多年的技術牛人，共話5G投票那些事兒。

1.5G標準究竟由誰來制定?

提及5G標準制定者，大家都會想到3GPP，其實不然。5G標準制定需要經過一系列正規的流程，涉及ITU、3GPP、NGMN以及主要的分布在各個國家的5G推進組織。

5G標準制定首先要通過ITU來進行“頂層設計”。 ITU是規則制定者，制定5G的需求和指標，組織評估5G技術，最后宣布結果。《IMT愿景：5G架構和總體目標》、《IMT-2020技術性能指標》等一系列“規矩”就是ITU來發布的。

在這個統一的標準框架下，3GPP制定更加詳細的技術規范和產業標準，規范產業行為。需要注意的是，3GPP只是一個“民間”組織，它制定的5G標準最終要通過ITU的審核才能正式發布。

在標準的制定過程中，3GPP還會接受一些主要國家標準組織的需求和技術提議，并接受評估。這些組織包括NGMN、IMT-2020(5G)、5G Americas、5GPPP、5GMF、 5G Forum等。

NGMN，下一代移動通信網絡聯盟，由全球八大移動通信運營商2006年發起成立，對于5G場景、需求、架構和關鍵技術都有專門的小組研究討論，研究成果以白皮書的形式定期發布，并且供3GPP等標準化組織參考。

IMT-2020(5G)，即我國的5G標準推進組織;5G Americas，由4G Americas演進而來，美國的5G標準推進組織;5GPPP，屬于歐洲;5GMF，屬于日本;5G Forum，屬于日本。

2.3GPP是一家什么組織?

有了ITU頂層設計，3GPP便開始了5G具體標準制定的征程。

不過，在有那么多標準制定組織的情況下，為什么5G標準卻全權交給3GPP制定呢?這是因為3GPP真的是一家很牛的“民間”組織。從3G時代開始，它就開始各種全球通用移動通信標準的制定了。

1998年12月，多個電信標準組織伙伴簽署了《第三代伙伴計劃協議》，于是，3GPP組織成立了。隨后，1999年6月，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CCSA)也加入了3GPP。3GPP最初的工作是為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制定全球適用技術規范和技術報告，隨后繼續負責4G、5G標準制定工作。

目前，ETSI、TTC、TTA、ARIB、ATIS、TSDSI這7個標準化組織組成3GPP的管理委員會，決定組織的章程和財政運作方針，決策機制采用的是充分協商一致的原則(Consensus based)。

3GPP三個技術規范組(TSG)下分為RAN(Radio Access Network)、SA(Service & Systems Aspects)以及CT(Core Network & Terminals)三大領域，每個領域下面分為多個小組，共有16個小組。其中，RAN主要負責無線接入網絡相關的內容，SA主要負責業務和系統概念等相關的內容，CT負責核心網和終端等相關的內容。與此同時，TSG內的工作組定期召開會議，參加每季度的TSG全體會議。

目前，3GPP擁有550多家成員單位，其中中國企業有華為、中興、大唐、普天、信威、海思、展訊、VIVO、OPPO、小米、努比亞、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55家企業。

此外，還有3GPP2組織，其成立于1999年1月，主要工作是制訂以ANSI-41核心網為基礎，CDMA2000為無線接口的移動通信技術規范。在3G時代，3GPP2與聚焦UMTS技術的3GPP存在競爭關系，但隨著3GPP推動3G向LTE演進，3GPP2也逐漸被邊緣化。

3.5G標準包括哪些?

ITU為5G定義了eMBB(增強移動寬帶)、ULLRC(超高可靠低時延通信)、eMTC(海量機器通信)三大應用場景。與此同時，5G與4G等傳統移動通信技術將存在多方面的改變，有很多核心技術標準需要確定，不只是編碼方案，還有新波形、網絡切片等技術，因此每個場景下都要確定適用于該場景的關鍵技術，所以5G標準構成十分復雜。

根據此前計劃，3GPP將分兩步確定5G標準，即2018年6月完成R15標準，而R15標準主要支持eMBB場景和部分ULLRC場景，R16標準將于2019年12月完成，會支持全部5G應用場景。此外，R15標準又分為5G非獨立組網(NSA)和獨立組網(SA)標準。

去年12月，3GPP完成的是5G NSA標準。5G NSA沿用4G核心網(EPC)，以4G作為控制面的錨點，采用LTE與5GNR雙連接的方式，利用現有的LTE網絡部署5G，以滿足部分運營商率先部署5G的需求。

即將于今年6月完成的獨立組網標準將是真正的5G標準，各國運營商、設備商都將依據此版標準推動5G網絡商用或是進行產品開發。

4.每年有多少次標準投票?

那么，3GPP每年會組織多少次標準投票呢?

查閱3GPP官網，可以發現，從2018年6月-2019年5月，3GPP RAN、SA、CT三個小組共將會舉行15次會議，而每個小組小面還有幾個分組會議，因此每年將會舉行50多次會議。

原來，要舉行這么多場的投票，才能確定標準。事實上，3GPP三個組下面還會有各個細分小組，每個細分小組每年大約組織5-6次的標準投票，所以每年舉行大約五六十次的投票會議也不足為怪了。

頓時，有點心疼3GPP的標準制定者了。

5.3GPP投票采用什么規則?

實際上，針對3GPP投票是以多數企業贊同即可還是必須全部企業通過?坊間有很多傳聞。

正是由于3GPP決策機制采用的是充分協商一致的原則，因此5G標準投票以參與投票廠商沒有反對票即通過。比方說，參與投票的有100家企業，99家企業通過，一家企業反對，則不通過;若有55家企業通過，45家企業棄權，則通過。

3GPP注重參與投票企業的一致性，所以投票結果要以沒有反對票為準。但是投票一般是很漫長、很磨人的過程。因為一個提案很少能一次性獲得全部成員認可，所以一般會經過多次修正后，通過一項標準。

6.企業給標準投票會依據什么?

在3G時代，移動通信標準包括CDMA2000、WCDMA和TD-SCDMA;4G時代分為TDD-LTE和FDD-LTE，這樣不利于產業鏈的統一發展，且造成資源浪費。因此，到了5G時代，經過前期一輪又一輪的博弈，最終，大家共同決定——采用統一的5G標準。

正是采用統一標準，一旦某項技術獲得投票通過，就會寫入5G標準中，所有企業必須按照這一標準來設計產品。所以，5G投票對于企業來說需要十分慎重，企業作為商業公司，會基于各自利益進行考量。5G標準的評定就像是下圍棋，是各個標準相互制衡的過程，最后結果到底如何是不確定的。相關企業經過多次反復切磋，最后確定出一個合適的標準。

請注意，移動通信是服務全球市場的開放產業，其關鍵技術高度復雜且涵蓋領域廣泛，只能是全球產業界共同以競爭和合作并存的方式共同推動。

7.他國5G路線與中國有何差異?

據悉，歐盟在2016年發布5G行動計劃和頻率規劃，在2018年啟動5G規模試驗，希望在2020年實現5G商用;美國，2016年7月發布5G高頻頻段，表示將投入4億美元支持5G試驗及研發。在2017年，Verizon在部分城市開啟5G試商用;日本，2017年啟動5G技術試驗等工作，計劃在2020年7月，東京奧運會實現5G商用;韓國，2015年發布5G國家戰略，并投入1.6萬億韓元(約14.3億美元)，在2018年初，在平昌冬奧啟動5G預商用試驗，希望2020年商用5G。

中國在2013年成立IMT-2020(5G)推進組，并在2016年啟動5G技術研發試驗，目前已經完成5G技術研發試驗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測試，并正在進行第三階段測試，計劃在2020年實現5G商用。

在頻譜方面，歐、美、日韓也各有側重。具體來說，歐盟在中低頻段主要聚焦700MHz和3.4-3.8GHz，高頻段聚焦24.5-27.5GHz;美國主要聚焦高頻段27.5-28.35GHz、37-40GHz、64-71GHz等，中頻段主要研究3.7GHz-4.2GHz;日本主要聚焦高中頻段，3.4-3.7GHz以及26.5-29.5GHz;韓國主要聚焦高中頻段3.6-3.8GHz、4.4-4.9GHz、27.5-29.5GHz。

中國已經發布中頻段5G系統頻率使用規劃，將中頻段3.3-3.6GHz和4.8-5.0GHz分配給5G系統使用。在高頻方面，重點聚焦26GHz和40GHz。

8.中國在5G競爭處于什么地位?

那么在5G博弈日益激烈的當下，我國在5G競技中處于什么地位呢?

在5G技術標準上，我國正成為技術標準主導者;在產業應用上，我國已進入5G第一梯隊，實現5G融合應用創新和商用部署。

在5G標準方面，我國提出很多先導性概念，并獲得認可，5G標準話語權提升。中國人在標準組織擔任關鍵職位30余個，投票權超過23%，文稿數量30%，牽頭項目40%。在無線靈活系統設計、無線基礎技術、新型網絡架構和大規模天線等關鍵技術標準制定上均做出重要貢獻。

具體到各項標準，我國企業主導的極化碼成為5G控制信道的標準，中國移動則牽頭制定5G核心網標準制定。

實際上，5G標準的制定是各方互相協調的結果，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企業協商一致，共同尋求發展。標準的成熟靠的是企業技術實力與產業鏈協同，而一個好的標準將有助于產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最后，感謝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的中國聯通河北雄安新區分公司副總經理李福昌、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雷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